美联储、石油美元、反恐战：美国如何一步步走向权力集中

权力集中化的开端：美联储的诞生与自由的背离

杰基尔岛的秘密与中央银行的崛起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在进步主义的喧嚣声中，权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联邦政府集中。这并非自然演进，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变，其核心便是1910年在杰基尔岛上秘密举行的会议。一群银行家和政治掮客，在夜幕的掩护下，于这个偏远小岛上炮制了一份后来被称为《联邦储备法案》的草案。1913年，这份草案在国会通过，美联储——这个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怪物——正式诞生。

美联储的双重使命——“保持低通胀和高就业”——听起来冠冕堂皇，实则是对民众的麻痹。其控制货币供应量和联邦基金利率的权力，远非经济学家口中的“宏观调控”，而是对自由市场赤裸裸的干预，是对价格信号的扭曲。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中央计划经济的结局必然是灾难，而美联储正是美国版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发动机。

大萧条的阴影：国家干预的迷思

美联储成立后不久，1929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演变为席卷全球的大萧条。面对这场危机，美联储的表现令人失望，甚至可以说，它是危机的推波助澜者。但令人讽刺的是，这场危机并没有让人们反思中央银行制度的弊端，反而成为了国家干预主义的绝佳借口。

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将大萧条归咎于自由市场的“失灵”，进而主张国家需要对经济生活施加更多的控制。这种论调看似有理，实则是对历史的无视和对人性的低估。国家干预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良药，而是权力寻租的温床。每一次国家干预，都意味着对个人自由的侵蚀和对市场效率的破坏。

罗斯福的黄金没收令：威权主义的暗流涌动

1933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发布了臭名昭著的第6102号行政命令，要求所有美国居民将黄金上缴美国财政部，并暂停美元兑换黄金。这一举措，是对私有财产的公然侵犯，是国家暴力机器对个人财富的掠夺。

罗斯福的这一举动，与同一时期其他威权主义领导人如出一辙，包括丘吉尔、斯大林、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些独裁者，无一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名，行个人专制之实。罗斯福的黄金没收令，是美国走向威权主义的危险信号，是对美国自由传统的背叛。它标志着美国不再是个人自由的灯塔，而是逐渐沦为权力至上的国家机器。

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霸权的奠基与债务陷阱的埋设

黄金储备的积累与美元的崛起

两次世界大战，是美国积累财富和权力的绝佳机会。美国的盟国为了购买美国制造的武器，不得不消耗大量的黄金。这使得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备国，为战后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奠定了基础。

1944年，在二战接近尾声时，盟国代表齐聚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商讨战后国际货币秩序的重建。在这次会议上，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巨大的黄金储备，成功地将美元确立为全球储备货币。美元再次与黄金挂钩，表面上是为了稳定国际贸易，实则是为美国攫取全球铸币税埋下了伏笔。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援助之名下的枷锁

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另一个产物，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成立。这两个跨国贷款机构，表面上的职责是促进和平衡国家间的贸易，同时促进国际发展。但实际上，它们却是新殖民主义的工具，是美国控制全球经济的帮凶。

IMF和世界银行通过提供贷款，将数十个贫穷国家卷入无法逃脱的债务奴役之网。它们所提供的贷款，往往附带严苛的条件，要求受援国实行自由化、私有化等政策。这些政策，看似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实则会摧毁受援国的本土产业，加剧贫富分化，最终使其彻底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这两个机构，打着“援助”的旗号，行掠夺之实，是对发展中国家的赤裸裸的剥削。

石油美元体系：战争机器的燃料与全球秩序的重塑

战后军事工业复合体：和平时期的战争常态

二战结束后，美国并未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回归和平与发展，反而孕育出了一个庞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这个由军方、政府和军工企业组成的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断鼓吹战争威胁，推动军备竞赛，将战争视为常态，甚至将其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向盟国及其他国家进行军售，成为了提升美国GDP的重要手段。战争不再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之举，而是变成了资本积累的工具。这种病态的逻辑，使得美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具有侵略性，也为后来的无数次战争埋下了伏笔。

尼克松的背叛：美元与黄金的脱钩

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美国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然而，随着战争的持续，美国的黄金储备逐渐减少，美元的信用也受到了挑战。1971年，尼克松政府悍然宣布暂停美元兑换黄金，彻底打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承诺。

这一举动，是对世界各国央行的背叛，是对全球金融秩序的破坏。美元从此成为一种纯粹的信用货币，其价值完全依赖于美国政府的信用。而美国的信用，早已在越战的泥潭中消耗殆尽。

石油美元协议：秘密交易与权力寻租

为了巩固美元的霸权地位，尼克松政府又与沙特阿拉伯政府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根据这项协议，沙特阿拉伯同意以美元计价石油采购，并将这些美元重新投入美国经济。作为回报，美国则承诺保护沙特阿拉伯的安全。

这项石油美元协议，虽然具有条约的特征，但却是由行政部门完全秘密达成的，目的就是为了规避宪法对条约批准的规定。这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寻租行为，是美国政府滥用权力的又一例证。通过石油美元体系，美国将美元与石油牢牢捆绑在一起，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霸主地位。

单极霸权的幻灭：石油美元体系的裂痕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然而，美国的单极霸权政策，却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不满和反抗。尤其是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成为了美国宣布无限期反恐战争、斥资数万亿美元发动对外战争的借口。

美国以反恐为名，重新军事化或分裂那些原本会走向更加稳定的国家。这种以军事手段维护霸权的做法，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地区冲突，滋生了更多的恐怖主义。随着全球主要产油国开始以其他货币为石油定价，石油美元体系本身也开始瓦解。这是国际社会对美国单极霸权政策的必然反弹。

反恐战争：自由的祭品与监控国家的崛起

911事件：无限期战争的借口

2001年9月11日，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美国仿佛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迅速将矛头指向了中东地区，以“反恐”之名开启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911事件，成为了美国对外扩张和对内压制的完美借口。

这场所谓的“反恐战争”，耗费了数万亿美元的巨额资金，牺牲了无数无辜的生命。然而，它并没有真正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反而使其更加猖獗。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干预，不仅没有带来和平与稳定，反而加剧了地区冲突，滋生了更多的极端势力。

国土军事化：隐私权的丧失与奥威尔式未来的降临

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以反恐为名，在国内建立了庞大的监控体系，对公民的自由和隐私进行了无情的侵犯。美国政府成立了新的军事司令部（美国北方司令部）和新的行政部门（国土安全部），正式军事化美国本土。

国土军事化——这在美国建国者眼中是极其不可接受的。政府通过对一切事物实施反洗钱/了解你的客户 (AML/KYC) 制度，扼杀了公民最后一丝隐私权。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摄像头记录，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被网络审查。在“安全”的幌子下，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奥威尔式的未来，一个没有隐私、没有自由的黑暗时代。

70年代：银行家革命的全面成熟与自由的瓦解

《银行保密法》：无证搜查的合法化

20世纪70年代，是美国自由实验走向衰落的关键时期。如果说之前的种种政策还只是试探性的，那么70年代的立法，则是对个人自由的直接宣战。1970年，《银行保密法》横空出世，标志着美国政府对公民金融隐私的侵犯进入了新的阶段。

该法要求美国金融机构保存所有“在刑事、税务和监管调查或诉讼中具有高度实用性”的金融交易记录，并根据执法机构的要求与其共享这些记录。这一规定，实际上是赋予了政府随意调阅公民金融信息的权力，彻底打破了银行与客户之间的保密原则。这无疑是对宪法第四修正案中关于禁止无证搜查和扣押的保护的公然践踏。

第三方原则：隐私保护的溃败

尽管受到质疑，最高法院在美国诉米勒案（1976 年）中维持了《银行保密法》的原判，确立了臭名昭著的第三方原则：美国人对第三方持有的记录没有合理的宪法保护期望。

这一裁决，是对隐私权的致命打击，宣告了个人对自身信息的控制权的丧失。银行、电话公司、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等等，都成为了政府监控公民的帮凶。第三方原则，为政府大规模监控公民的通信和金融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为日后监控国家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金融隐私权法案》与《外国情报监视法》：漏洞百出的补丁

面对《银行保密法》引发的争议，国会在1978年试图通过《金融隐私权法案》来弥补漏洞，但该法案却对金融隐私权规定了20项实质性例外，最终进一步削弱了隐私保护。这再次证明，当政府想要侵犯你的权利时，所谓的“限制”不过是虚张声势。

同年，国会还通过了《外国情报监视法》（FISA），声称要遏制联邦情报和执法机构的非法监视行为。然而，该法却设立了一个秘密法庭，即外国情报监视法庭（FISC），可以对国家要求的几乎所有监视活动签发机密逮捕令。FISC成为了一个橡皮图章，为政府的非法监视活动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监控体系的种子：从立法到现实

《银行保密法》、《美国诉米勒案》、《金融隐私权法案》和《外国情报监视法》，这四项法律手段，早在个人电脑或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影响之前，就扼杀了美国的自由。它们是当今美国政府全面监控体系的种子，为政府大规模收集和共享金融交易数据以及更广泛的通信数据提供了法律依据。

这些法律还催生了至少八项额外的联邦法律，大大扩大了合法监控的范围。此外，至少三个新的情报机构成立，专门负责收集和共享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个庞大的监控网络，在美国悄然形成，并将我们每个人都纳入其中。

华尔街、美联储与财政部的旋转门：精英勾结的加速器

华尔街、美联储和财政部之间存在着一条“旋转门”，精英们在这些机构中轮换职位，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这种“旋转门”机制，加速了制定和执行法律的人与控制货币的人之间的勾结，确保了这台最初由银行家革命建造、后由石油美元体系支撑的机器，能够持续为精英们运转。

在这种体制下，权力和财富不断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普通民众则越来越难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不公正的体制，是美国社会分裂和矛盾激化的根源。

救助的常态：权力对责任的免疫

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再次获得了政府的救助。这种救助，并非是对经济的拯救，而是对精英阶层的保护。它向世人宣告，权力拥有对责任的免疫力，精英阶层可以肆意妄为，而最终买单的却是普通民众。

这种救助的常态，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削弱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它表明，美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彻底腐败，成为了少数人攫取利益的工具。

紧急状态统治：总统权力的扩张与宪法的僭越

《国家紧急状态法案》：限制之名下的放纵

1970年代不仅见证了银行与国家权力的结合，也迎来了“紧急状态统治”的兴起。美国总统开始以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为手段，攫取宪法禁止的权力。 1976年，国会通过了《国家紧急状态法案》（NEA），表面上是为了限制总统的紧急权力，实则不然。

该法案在程序上非常精确且范围非常广泛，反而导致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频率大大提高。 这就像给恶魔戴上镣铐，结果却发现镣铐是为恶魔量身定做的。它不仅没有限制总统的权力，反而赋予了总统更多操纵紧急状态的空间。

《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单边制裁的利器

1979年，吉米·卡特总统根据《国家紧急状态法案》宣布了第一次国家紧急状态——第12170号行政命令——在伊朗人质危机后对伊朗实施制裁。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还援引了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

《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授权总统在认定任何美国境外实体构成“异常和特殊威胁”时，可以冻结该实体的资产并阻止其交易。这两项法律组合，实际上赋予了美国总统单方面权力，只需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即可禁止和惩罚世界任何地方任何人的经济活动。这简直是赋予了总统“点石成金”的反向权力，任何不顺从美国意志的个人或实体，都可以被总统轻易地“制裁”，变成经济上的废墟。

制裁的扩散：从工具到武器

由于美元交易通常通过美国控制的金融网络进行，且美元仍然是世界主要的商业记账单位和主权储备货币，因此《国家经济评估法》和《国际经济权力法案》一直被用来惩罚在美国管辖范围之外运营的个人和组织。 美国政府的行政部门，成为了世界经济警察。

第12170号行政命令是美国首次通过行政命令对外国实施制裁。自此以后，行政命令已成为美国总统绕过冗长的立法程序、快速实施制裁的常规手段。 美国利用其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影响力，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对特定实体及其相关实体实施多边制裁，成员国随后有义务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执行这些制裁。 制裁，不再是外交手段的补充，而是成为了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武器。

制裁的无效性与反噬效应

制裁的实施轻而易举，并且作为一种惩罚和胁迫工具而广受欢迎，表面上看对美国政客几乎没有什么负面影响，这促使制裁措施加速扩散。 截至本文撰写时，美国已对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国家实施了制裁。 这些制裁的执行变得如此繁重，以至于财政部正经历着创纪录的员工流动率和难以应付的案件量。

然而，或许最重要的是，制裁似乎对其所针对的政权几乎没有政治效果。除少数例外，专制政权依然存在，而受到制裁的民主国家往往会通过增加国防开支来应对，进一步巩固现有政权的权力。 受美国制裁的国家数量之多，促使数十个国家建立新的地缘政治联盟，并建立能够完全避开美国控制的银行体系的替代金融体系。 制裁，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更令人担忧的是，制裁的后果是常规化的贫困，甚至是经济崩溃，这将影响受制裁国家的人民。 这无疑会使受制裁民众的内心和思想转向反对美国，并在数十年内滋生怨恨和敌意。 即使是针对特定行业或特定实体的所谓“智能制裁”，在政治上通常也是无效的；其范围有限，对当权者的激励薄弱，不足以产生足够的压力来迫使他们实现预期的政策改变或政权更迭。 制裁，最终伤害的是无辜的平民，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动荡。

权力反常：以限制为名，行扩张之实

致命的错误：法规凌驾于宪法之上

自1970年代以来，银行——国家权力的巩固存在着一种反常现象：上文所述的大多数立法都以限制看似不负责任的行为者的权力为表面公共目标而出台。《银行保密法》旨在限制银行的权力。《国家紧急状态法》旨在限制总统的权力。《外国情报监视法》旨在限制联邦执法和情报机构的权力。

然而，所有这些尝试都产生了与公众预期完全相反的效果，因为它们犯了一个根本性的致命错误：试图通过法规来实现宪法框架中已有的限制。这就像试图用创可贴来修复一座坍塌的大楼，注定徒劳无功。通过用联邦法律凌驾于宪法之上，立法者实际上是在削弱宪法的权威，为权力的扩张打开了方便之门。

政治文化的危机：从个人权利到国家特权

通过用联邦法律凌驾于宪法之上，立法者创造了一种法律、政治和军事环境，使政治假设回到了美国革命之前的状态。 主要的政治行为体现在被理解为国家；个人权利被重新概念化为特权；个人现在在法律面前被推定有罪；如今，国家被视为权利、金钱和权力的持有者，并以帝国主义和不负责任的方式运用这些权力。

这种转变，是对美国立国精神的彻底背叛。美国建国者们所追求的，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自由国度，在那里，个人权利至高无上，政府的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制。而如今的美国，却已经变成了一个权力至上、个人权利渺小的国家机器。这些都是政治文化陷入深度危机的症状。